此外，利樂還幫助再生企業建立配套的環保設施，以確保資源的再生過程中不會產生二次污染。比如剛才提到的與山東企業合作研究的鋁塑分離技術，究竟會使用到哪些化學品？是否會對環境造成污染？在研發過程當中，我們不僅對化學用品的使用進行了相應調整，還邀請上海環科院參與研究，這同時也是對再生技術本身進行的環境評估。該技術試運行之后，不僅被證明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還得到了環科院的認可。2009年3月份，鋁塑分離技術在杭州富陽投入工業化應用，現在這個技術已經相當成熟了。
利樂已投入環保資金超過1.5億元
新華網：從您剛才的介紹中我們發現，作為一家液態食品包裝企業，利樂在支持包裝回收，推動環保方面投入了相當的人力、物力，這樣的投入是否有具體的數字和網友們分享？
楊斌：從1998年到現在，利樂累計投入的專項環保資金已經超過了1億5000萬元人民幣，平均每年的投入都在1000萬元以上。這些投入包括設備采購，技術研發，以及人員培訓等方面的投入。與之相比，利樂在環保宣傳方面的投入就微乎其微了。利樂在媒體上的曝光量其實并不是由于資金投入，而是因為近年來我們的一系列環保行動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支持，比如上海世博局、地球衛士周迅、騰訊網、新民晚報等等，因為有公益的契合點，眾人拾柴火焰高。
國外回收模式對中國有借鑒作用
新華網：作為一家跨國企業，國際理念和本土化經營的雙重角色讓利樂能夠以獨特的視角來看待包裝回收問題。請您介紹一下國外的包裝回收模式，以及對中國包裝回收產業的借鑒？
楊斌：回收體系的建立應該結合本地國情，因地制宜是非常重要的。在歐洲，回收采取收費制，政府要求強制回收，嚴格意義上可稱之為義務回收，也就是說全體社會成員都有義務把廢棄物回收起來，德國就要求每個家庭都必須將生活垃圾分類。收費也不是由政府實施，而是企業自發形成一個組織，比較知名的有德國的綠點組織，這是一個非政府的行業協會性質的機構，只要是使用包裝的終端產品生產企業，如卡夫、雀巢、可口可樂、聯合利華、寶潔等等，都會加入這樣的機構去參與回收。這些企業按使用某種包裝物的量（比如塑料瓶、玻璃瓶、塑料袋、塑料薄膜、紙類等等）以及不同包裝形式的費率繳納“綠點費”，綠點組織再用收來的綠點費支持回收體系。
之所以將責任主體，尤其是收費對象定位為生產終端產品的企業，主要有三個原因：首先，這些企業是使用何種包裝類型的決策者，通過收費可以促使他們選擇更環保，也就是費率更低的包裝形式，以達到收費的根本目的；其次，這些企業在整個價值鏈上處于“承上啟下”的位置，向上他們可以將部分成本轉移給包裝供應商（如利樂，以及其他包裝生產企業），向下則可以將部分成本轉移給消費者，從而達到讓每一個社會成員都盡義務的目的；第三，這些企業在市場上具有“可見度”，便于綠點組織審計核查。收費制在中國是否可行，取決于全體消費者的環保意識、分類回收渠道的暢通連貫、所有企業的誠信，等等諸多因素，需要有關部門進行詳細調研。
在發展中國家，比如巴西，并沒有采用收費制，而是根據當地國情，由政府與企業各司其職，各自利用自身優勢來推動回收。從國情來看，巴西跟中國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首先是國土面積遼闊，國民環保意識難以在短期內達到一個較高水平；其次是有大量的富余勞動力，這些富余勞動力在城市化過程中，很多人以街頭拾荒為生，這些人長期沒有穩定的職業就會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于是，巴西政府首先要求所有的消費者要把廢棄物分成干和濕兩大類，同時為拾荒者提供回收分揀用地，并把他們組織起來成立合作社，使他們擁有穩定的工作場所。同時，企業界自發成立了一個協會——塞普利組織（CEMPRE，直譯過來就是“促進包裝回收聯合會”）來推動回收利用。該協會的工作主要就是為合作社提供各種車輛、分揀打包設備等方面的支持，同時還做一些合作社成員培訓、聯誼、表彰等工作，這樣，拾荒者就會產生一種社會歸屬感，利樂中國在為拾荒者做培訓的時候也體會到了這點。巴西回收合作社成員的月收入水平在人民幣2000多元，在巴西來看也遠遠超出了貧困線。我們認為，巴西的情況對中國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以往的成功經驗表明，廢棄物再生利用產業的最佳模式是打通一條從資源回到資源的產業鏈。這是一個需要付出艱辛努力的過程，單憑一家企業的力量畢竟有限。因此，要解決這一困境還需要政府、行業、社區以及消費者等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只有產業鏈上的每個環節都共同努力，廢棄物的回收再利用事業才能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