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發(fā)明活字印刷技術的歷史不容置疑
    一批研究我國早期活字印刷技術的珍貴資料，被重新發(fā)現、確認并被收入新近出版的大型圖書《中國藏西夏文獻》之中。國內許多專家學者對此給予了密切的關注。據中國社科院西夏學專家史金波介紹，新發(fā)現的活字印本，已經考證出文獻名稱的就有7種，其中既有泥活字印本，又有木活字印本。這些活字印本，以無可爭辯的事實回應了個別國家對我國“四大發(fā)明”提出的挑戰(zhàn)，捍衛(wèi)了我國印刷術的發(fā)明權。 
    北宋慶歷年間（1041—1048），民間發(fā)明家畢升發(fā)明了活字印刷技術。與畢升同時代的大科學家沈括在其科學巨著《夢溪筆談》中對此有明確記載。從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在人類印刷史上是一次飛躍。令人遺憾的是，在我國中原地區(qū)，早期活字印刷實物卻沒能保存下來，現存的漢文文獻都是明代以后的。由于元代科學家王禎在《農書》中有關于“造活字印書法”的詳細說明，后世就多認為木活字印刷的發(fā)明人為王禎。有人甚至對畢升的發(fā)明是否真正用于印刷表示懷疑。但是，一批重要文獻的相繼出土和最新研究成果，對此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近年來，寧夏賀蘭山出土了木活字印刷的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xù)》，甘肅武威則出土了泥活字印刷的西夏文佛經《維摩詰所說經》。2005年，寧夏考古研究所又在賀蘭山山嘴溝石窟里發(fā)現西夏文獻，其中《妙法蓮花經集要義鏡注》、《圓覺注之略疏》，從印面就可以看到活字印刷的特征。尤其令人驚喜的是，《妙法蓮花經集要義鏡注》還有印經題款，上面詳細記錄了參與印刷各個工序的人員名單。其中有校印面的，有揀印字的，有做活字丁的，有印本的，可見當時的印刷已是分工明確，批量生產，這也成為活字印刷的有力證據。經過對比研究，史金波認為，山嘴溝出土的文獻與國家圖書館所藏、甘肅武威所藏和俄羅斯圣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所藏的有些佛經屬同類印刷品。也就是說，國家圖書館所藏的3種佛經也是泥活字印刷品。這些極為寶貴的文獻，就成為研究中國活字印刷史的最有價值的資料。 
    這些發(fā)現和研究表明，畢升的泥活字印刷技術發(fā)明不久，就傳到了西夏。西夏人不僅很快就掌握了活字印刷技術，而且用它大量印書了。時隔不久，他們又從泥活字印刷發(fā)展到木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技術在西夏被廣泛應用的事實充分說明，我國發(fā)明活字印刷術，是證據確鑿、不容置疑的，不是輕易就能否定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