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M（數字版權管理）是進入數字傳媒時代以來，人們最常提到的概念之一。維基百科上的詞條將這一概念解釋為“出版者用來控制數字化內容（如軟件、音樂、電影）使用權的相關技術，通過這些技術出版者可以確保數字化產品所需的使用限制權。”可見，在國際內容產業當中，DRM的基本概念和核心

    意義還是圍繞著“技術”展開的。但具體到數字出版的電子書應用當中，DRM技術功能則主要是用來限制用戶對內容進行復制、印刷和分享，從而保證版權所有人和發行商的利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DRM早已超越了技術本身。

    實際上，以“技術”為核心的DRM自與數字出版內容相融合之日起，就和電子書格式密不可分。對于出版人來說，DRM是雙向的，它既可以通過加密措施防止內容被非法使用，也可以通過購買、申請等合理授權措施保證內容被合理充分地使用。目前全球DRM技術開發水平已經可以實現對同一內容，針對不同客戶不同的使用需求，隨時變更授權內容、對授權時效進行控制、設置免費瀏覽內容、建立個性化消費模式、設立多元化付費方式等多種功能。從這一角度來說，DRM已經超越了其所代表的技術本身，成就了數字出版的商業贏利模式。

    我們可以通過亞馬遜Kindle的一個例子來透視DRM技術對商業模式發展的影響。2007年Kindle面世時，曾在用戶使用守則上寫明“不允許將通過Kindle所購買下載的電子書以任何方式復制于他人，也不可將其復制于其他具有閱讀功能的設備之上”。到了2009年Kindle電子圖書的使用說明版本更新為“尊敬的客戶，通過您在亞馬遜上的成功付費，我們在此保證您永久非獨家擁有對該電子內容在Kindle及亞馬遜合法授權的其他服務設備上無限次的閱讀、使用和播放權，以上相關權利僅限于您個人及非商業使用目的。”而到了2010年12月30日亞馬遜則明確對外宣布允許客戶通過Kindle設備彼此之間互相借閱圖書。這一看似以客戶需求為出發點的電子書內容商業營銷模式的不斷進化，其實與背后DRM技術的更新有著緊密的關系。在初期，由于DRM技術的不成熟，亞馬遜無法通過技術手段確保其所提供的數字出版物不被非法復制和流通，因此采用在“用戶守則”中特別說明的方式將越權使用的責任置放在終端客戶一方而對自己進行免責保護，以避免日后和版權所有者之間的糾紛。時至今日，DRM技術對Kindle上各種格式的內容保護措施已經達到了細化、靈活甚至可即時變更的程度，因此才有了后面我們看到的亞馬遜放心大膽地增加了Kindle之間互相借閱的商業模式。與此同時，亞馬遜也在圖片、音頻和視頻的DRM技術上取得了飛躍，這也是其開放對電子雜志、報紙、博客等多媒體表現形式的數字出版內容采用訂閱制商業模式進行營銷的基礎。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DRM技術和商業模式是互相促進相輔相成的，商業模式的發展以技術水平為基礎，反過來技術的驅動也以商業模式需求為目標。

    當然DRM技術不僅體現在對內容使用的限定之上，它的出現也造就了另外一種可控性開放的商業模式。以斯普林格針對圖書館實施的數字出版物營銷方式為例，一旦圖書館付費購買了其所提供的數字出版物，則該校在校學生可在校園局域網上通過DRM技術對學生身份的認定免費獲得這些圖書的數字版內容。通過這一相對開放的獲取方式，使得斯普林格的數字出版物的下載量在2009年一年間增加了33%。

      正是有了DRM技術的中和作用，才使得出版商在版權的自由與價值之間找到了一種有實操性的平衡。當然，DRM的概念也受到一小部分出版人的反對，有為數不多的出版社也確實對其出版的數字出版物進行了“無DRM”處理，其中不乏我們熟知的O’Reilly出版社、微軟出版社和潘麥克米倫英國出版社。

    在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舉辦的“是否需要將所有紙質書都數字化”主題論壇上，布魯姆斯伯里出版社執行總監理查·德查金曾明確表示“任何數字版權保護都是無效的，技術黑客總有辦法攻破保護，既然如此，出版商們索性盡全力關注如何促進銷售，而不必花大氣力把重點集中在消極的保護上”。持反對DRM觀點的出版商則認為，取消DRM限制可以使得更多的讀者接觸到作品，對品牌和作者都是有益處的。

    在各種反DRM的聲音當中，近日法國200余家出版社聯名發表的反DRM公開信中提及他們將對其所屬的2萬余本電子書進行“去DRM化”，他們表示寧可使用水印、版權教育、社會道德約束這樣柔性的方式來保護作品的數字版權，而不是在技術的干擾障礙下“粗暴簡單”地彈出“禁止復制、分享”這樣的標簽，破壞用戶的全面閱讀體驗。且不論這一論調是否被所有人接受，但筆者認為，在經歷了剛性的以DRM技術保障商業利益和知識產權的發展階段后，隨著數字閱讀的受眾日漸廣泛，社會思想水平的不斷進步，我們確實應該更多的從深層客戶體驗來考慮DRM下一步的發展走向，以實現利潤、版權保護、客戶認可等多方面的綜合提升，最終實現數字出版產業鏈的健康發展。

    DRM（數字版權管理）是進入數字傳媒時代以來，人們最常提到的概念之一。維基百科上的詞條將這一概念解釋為“出版者用來控制數字化內容（如軟件、音樂、電影）使用權的相關技術，通過這些技術出版者可以確保數字化產品所需的使用限制權。”可見，在國際內容產業當中，DRM的基本概念和核心

    意義還是圍繞著“技術”展開的。但具體到數字出版的電子書應用當中，DRM技術功能則主要是用來限制用戶對內容進行復制、印刷和分享，從而保證版權所有人和發行商的利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DRM早已超越了技術本身。

    實際上，以“技術”為核心的DRM自與數字出版內容相融合之日起，就和電子書格式密不可分。對于出版人來說，DRM是雙向的，它既可以通過加密措施防止內容被非法使用，也可以通過購買、申請等合理授權措施保證內容被合理充分地使用。目前全球DRM技術開發水平已經可以實現對同一內容，針對不同客戶不同的使用需求，隨時變更授權內容、對授權時效進行控制、設置免費瀏覽內容、建立個性化消費模式、設立多元化付費方式等多種功能。從這一角度來說，DRM已經超越了其所代表的技術本身，成就了數字出版的商業贏利模式。

    我們可以通過亞馬遜Kindle的一個例子來透視DRM技術對商業模式發展的影響。2007年Kindle面世時，曾在用戶使用守則上寫明“不允許將通過Kindle所購買下載的電子書以任何方式復制于他人，也不可將其復制于其他具有閱讀功能的設備之上”。到了2009年Kindle電子圖書的使用說明版本更新為“尊敬的客戶，通過您在亞馬遜上的成功付費，我們在此保證您永久非獨家擁有對該電子內容在Kindle及亞馬遜合法授權的其他服務設備上無限次的閱讀、使用和播放權，以上相關權利僅限于您個人及非商業使用目的。”而到了2010年12月30日亞馬遜則明確對外宣布允許客戶通過Kindle設備彼此之間互相借閱圖書。這一看似以客戶需求為出發點的電子書內容商業營銷模式的不斷進化，其實與背后DRM技術的更新有著緊密的關系。在初期，由于DRM技術的不成熟，亞馬遜無法通過技術手段確保其所提供的數字出版物不被非法復制和流通，因此采用在“用戶守則”中特別說明的方式將越權使用的責任置放在終端客戶一方而對自己進行免責保護，以避免日后和版權所有者之間的糾紛。時至今日，DRM技術對Kindle上各種格式的內容保護措施已經達到了細化、靈活甚至可即時變更的程度，因此才有了后面我們看到的亞馬遜放心大膽地增加了Kindle之間互相借閱的商業模式。與此同時，亞馬遜也在圖片、音頻和視頻的DRM技術上取得了飛躍，這也是其開放對電子雜志、報紙、博客等多媒體表現形式的數字出版內容采用訂閱制商業模式進行營銷的基礎。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DRM技術和商業模式是互相促進相輔相成的，商業模式的發展以技術水平為基礎，反過來技術的驅動也以商業模式需求為目標。

    當然DRM技術不僅體現在對內容使用的限定之上，它的出現也造就了另外一種可控性開放的商業模式。以斯普林格針對圖書館實施的數字出版物營銷方式為例，一旦圖書館付費購買了其所提供的數字出版物，則該校在校學生可在校園局域網上通過DRM技術對學生身份的認定免費獲得這些圖書的數字版內容。通過這一相對開放的獲取方式，使得斯普林格的數字出版物的下載量在2009年一年間增加了33%。

      正是有了DRM技術的中和作用，才使得出版商在版權的自由與價值之間找到了一種有實操性的平衡。當然，DRM的概念也受到一小部分出版人的反對，有為數不多的出版社也確實對其出版的數字出版物進行了“無DRM”處理，其中不乏我們熟知的O’Reilly出版社、微軟出版社和潘麥克米倫英國出版社。

    在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舉辦的“是否需要將所有紙質書都數字化”主題論壇上，布魯姆斯伯里出版社執行總監理查·德查金曾明確表示“任何數字版權保護都是無效的，技術黑客總有辦法攻破保護，既然如此，出版商們索性盡全力關注如何促進銷售，而不必花大氣力把重點集中在消極的保護上”。持反對DRM觀點的出版商則認為，取消DRM限制可以使得更多的讀者接觸到作品，對品牌和作者都是有益處的。

    在各種反DRM的聲音當中，近日法國200余家出版社聯名發表的反DRM公開信中提及他們將對其所屬的2萬余本電子書進行“去DRM化”，他們表示寧可使用水印、版權教育、社會道德約束這樣柔性的方式來保護作品的數字版權，而不是在技術的干擾障礙下“粗暴簡單”地彈出“禁止復制、分享”這樣的標簽，破壞用戶的全面閱讀體驗。且不論這一論調是否被所有人接受，但筆者認為，在經歷了剛性的以DRM技術保障商業利益和知識產權的發展階段后，隨著數字閱讀的受眾日漸廣泛，社會思想水平的不斷進步，我們確實應該更多的從深層客戶體驗來考慮DRM下一步的發展走向，以實現利潤、版權保護、客戶認可等多方面的綜合提升，最終實現數字出版產業鏈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