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素有國內“數字版權第一案”之稱的中華書局訴漢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案之后，作家維權聯盟狀告“百度”和“蘋果”，而后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訴谷歌數字圖書館進行維權，我國數字版權侵權案件頻發。在數字出版高速發展的同時，它的短板也越來越明顯。

　　在整個數字出版鏈條中，作者無疑是最弱勢的一個群體。在付出了大量辛苦勞動的同時，他們相信數字出版能帶來相應的收益，可最終卻無奈地發現：數字出版是“水中月，鏡中花”。

　　青年作家張者在網絡發聲，稱其作品《老風口》收到數字閱讀版稅5萬多元，這令他感到非常意外，并提醒各位同行，應該重視數字閱讀這一新興領域。據了解，這是作家出版社首次大規模向作家支付數字出版“稿費”。在傳統出版社中，這是首例。

　　日前，作家出版社中作華文數字傳媒公司再次向60余位作家支付2011年度的數字出版版稅，其中，有10余位作家數字版權年收益已接近或超過紙質作品收益。

　　數字出版在出版行業是焦點話題。從前，數字出版只是數字技術公司、互聯網站、電信運營商的“狂歡”，如今傳統出版機構涉足其中，并能將切實收益回饋給作家，數字出版不再只是“看上去很美”。

　　2011年，中作華文數字傳媒公司成立。它將作家作品投放到無線互聯網運營商、門戶網站以及電子供應商的數字閱讀平臺上，為傳統作家開辟出一片新領域，引帶出一批新讀者。

　　據作家出版社副總編輯、中作華文數字傳媒公司總經理劉方介紹，目前它已與數千名中國作協會員簽約，全面代理其作品的數字版權經營及其他多種形式的版權業務。“讓優秀文學作品在數字時代廣泛傳播是我們數字出版從業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2011年，他們向張者、尹建莉、王曉方、天下霸唱等80余位作家支付2010年度的數字出版稿費，共計100多萬元，其中天下霸唱的稿費就達20余萬元，不少作家也驚訝于數字出版真的可以讓他們獲益。

　　數字出版有能力回報作家，基于它龐大的讀者群。據作家衛道存介紹，他的作品在網上的點擊率達到800多萬，閱讀率達到26萬，讀者閱讀量可比紙質出版要高出許多。當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在數字平臺上賺取極高的點擊率。由于網絡閱讀有其獨特規律，一些知名的傳統作家的網上人氣，還敵不過剛踏入寫作陣營的新手。

　　劉方認為，數字出版有其特色：“數字出版更強調故事性。網絡原創占極大比例，盡管它不完全符合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標準。但在我們看來，它也是一種藝術形式——不僅有故事，還有起承轉合，有小說的基本特征。而傳統原創小說僅僅只是強調故事。如果知名作家的作品故事性強，在網上還能賣。如果只是個人主觀的思辨性很強，在數字出版中確實沒有明顯的優勢。”

　　此外，數字閱讀也更適合這個時代人們的生活節奏。“大家習慣了網絡閱讀的‘日更’方式，即每天更新，所以讀者對閱讀永遠充滿期待。“日更”量不大，只一兩千字，而故事言之有物，推進迅速……如果像傳統作家，用幾千字去描述一個場景，讀者可能早就疲倦了。”在劉方看來，以前傳統出版社和作家相信讀者可以花二十幾個小時把故事讀完，而在數字閱讀中，這二十幾個小時被抻長為20多天，因而逼著作家的表述形態發生變化。

　　當然，傳統作家對數字出版還是提不起興趣。兒童作家楊紅櫻對數字出版并不了解，她認為我們趕潮流趕得快，卻很少見有成功案例，所以，原來只看版稅多少的她，現在和出版社簽約時很警惕：“我極少跟出版社簽數字版權協議。現在我算是比較有經驗的作家，會有自己的合同，讓更多的權利掌握在自己手上。倒不是抵觸數字出版，只是認為它不夠完善。”

　　事實上，現在與不同出版單位簽訂數字版權的作家很多，但真正能按時、按約定比例、按嚴格的版稅獲得收益的作家屈指可數。況且即使收到稿費，作家也并不知道這錢是怎么算出來的。

　　衛道存對于收到的稿費存在疑惑，他希望能得到確切的計算程序告知，但最后不了了之。好在他收到了稿費，有勝于無。

　　很多作家經歷了相同的過程：不同類型的數字公司追著作家要簽數字版權，好話說盡。可一旦將數字版權簽訂后，作家的分賬收入少得可以忽略不計。

　　據統計，2011年我國數字出版全年收入規模達1377.88億元，比2010年整體收入增長了31%。這樣的漲幅是傳統出版行業無法抗衡的。如此高的收益，作家卻分不來一杯羹，這讓不少作家喪失信心——還是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田，不愿再踏進數字出版領域。

　　數字出版對出版人來講，同樣是一道難題。

　　許多出版人認為，在整個數字出版的“游戲”中，最要感謝的是作家。因為他們拿出自己的權利在做嘗試。但數字出版行業確實還有很多路要走。

　　“我們呼吁行業規范”劉方介紹，目前，500多家出版單位中有300多家都在做數字出版，其他數字出版公司更有上千家。“我們應該利用數字時代的媒體傳播特性，大范圍地拓展作家作品的影響力，保障作家合法權益，積極代理作家在數字領域維權打假，維護正常的創作、出版、傳播秩序。“但行業的規范發展，還需要大家從我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