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由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主辦的，業內主流媒體參與的“重走長征路-追尋紅色印刷足跡”媒體尋訪活動在瑞金正式啟動。2016年是長征勝利80年，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印刷媒體人重走長征路，追尋80年前在艱苦的革命時期，印刷業的重要作用以及給中國革命帶來的影響。
從9月3日-13日，尋訪團一行7人從北京出發，轉戰贛黔川，到達主要長征紀念地：瑞金葉坪革命舊址群、于都長江出發地、井岡山烈士陵園、遵義會議會址、婁山關戰役遺址、飛奪瀘定橋、紅軍翻越夾金山紀念館、懋功會師廣場、兩河口會議舊址、馬爾康紅軍紀念館、紅軍過草地紀念碑，最后到達延安……，一路走來，我們捕捉著紅軍長征一路行進的心路歷程，感悟著精神信念、意志品質、追求與夢想，對中國共產黨艱苦卓絕的戰斗史，不怕犧牲為大眾謀利益的大無畏精神深有感觸，連續10天，媒體團成員現場報道途中感悟，希望給當下的印刷業傳遞滿滿正能量。
“重走長征路-追尋紅色印刷足跡”媒體尋訪活動在瑞金中央印刷廠門前正式啟動，徐建國（左四）參加啟動儀式，王立建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右二）為本次尋訪團團長。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領中央紅軍憑借“不怕犧牲，勇往直前”的長征精神戰勝敵軍的圍追堵截，戰勝惡劣的自然環境，到達陜北延安的吳起鎮，結束了艱苦卓絕、舉世震驚的兩萬五千里長征，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英雄壯舉和戰爭奇跡。十天的行程，我們的視線一刻也沒有停止尋找與印刷相關的每一個元素、每一個細節。
在瑞金中央蘇區遺址群，我們尋訪到中央印刷廠的蹤跡。據稱，在中央蘇區繁盛時期，中央印刷廠全廠職工達100多人，滿足當時蘇區的革命宣傳和教育學習的需求，我們看到大量的革命書籍、報刊及宣傳單的印刷品，在當時印刷方式主要有油印、鉛印和石印，石印用于鈔票紙幣的印刷。這一階段是印刷技術發展和印刷需求旺盛的一個時期。
展出在瑞金中央印刷廠舊址內銹跡斑斑的印刷機，見證著歲月滄桑
來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印刷廠舊址，一座典型的帶有天井的民房，里面擺放著幾臺鉛字機、油印機，銹跡斑斑，彰顯著歷史和歲月的滄桑，雖然看不到斯諾筆下昌盛時期的規模，但墻上掛著的工廠組織機構圖依稀看到當時中央蘇區印刷業的輝煌——材料科、總務處、鉛印部、石印部、排字部、裁紙部、裝訂部、鑄字部等，墻上還掛有制造紙幣與硬幣的制作流程圖。
中央蘇區時期中央印刷廠制作硬幣和紙幣的工藝流程圖
在當時，中央印刷廠的主要職能是印刷紅色報紙、書刊、錢幣以及各種票據和公告。用我們現代科技的眼光看那時的技術和設備，難免顯得簡陋和寒酸，但在當時白色恐怖、嚴格封鎖的環境下，能夠在中央蘇區建立完整的甚至帶有分廠的印刷機構實屬不易。一個有意思的插曲是，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在我們今天參觀的葉氏宗祠前召開，被選舉出的大會主席團成員中就包括了一名印刷工人和一名造紙工，代表無產階級伸張權益并行使權力。
紅色中華報是當時發行量最大的報紙，為傳播、宣傳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
毛澤東當時曾說過：“我們的革命宣傳好比是向敵人發射的精神炮彈，印刷所好比是制造這種炮彈的兵工廠。”
可見，在當時政權剛剛建立的時候，政府就意識到印刷業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正是在這種思想方針的指導下，當1934年中央紅軍被迫離開瑞金踏上長征征程的時候，笨重的印刷機被拆卸開來，和其他必備物資一起，由紅軍戰士擔著上路了。紅軍轉移后的瑞金中央印刷所被國民黨軍隊炸毀，而長途跋涉，邊打仗邊行軍，負重物資逐漸卸載拋棄，長征途中最為方便的印刷方式還保留了一些油印。這一階段，“紅色印刷”幾乎處于完全“歸零”狀態。
“追尋紅色印刷足跡媒體尋訪團”在遵義會議舊址前合影，在紀念館內有大量的印刷品和宣傳標語展出
遵義會議會址位于遵義城中心，一座中西合璧的兩層小樓內，參觀者好奇地尋找著每一位老一輩革命家的各種細節，還原著當年他們在此會議、辦公、生活的場景。就是在這里，不同立場的參會人員激烈爭辯，毫不相讓。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會議，會議明確了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及正確主張，將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從生死線上拉回到真理的軌道上。
順著遵義會議會址往前走，便來到遵義會議紀念館。在這里，可以系統地看到從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到長征取得勝利的全過程，“長征路漫漫 遵義見曙光”。非常難得地在遵義會議紀念館里發現了一臺遵義印刷宣傳品的石印機，并展出了大量的印刷品原件。即使在革命的最困難時期，即使在漫漫長征路上，紙制品宣傳資料都是傳達信息、宣傳理念、培育團隊素質、提供教育文件的最重要方式，因此無論轉移到哪里，大部隊都會想方設法弄來一臺印刷機，滿足各類印刷品的需求。
遵義會議紀念館里展出一臺“石印機”，不太明白這臺石印機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遵義平民醫院的醫官證、紙幣鈔票、遵義擴紅后發放給家屬的優待證；紅軍醫科大學教材《實用內科學》、《士兵識字》課本、《暫編步兵教程》；《紅星報》對擴紅成績的報道、對遵義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的報道；《紅色中華》報也發揮出極大的作用；在遵義期間還散發大量的印刷品，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中華蘇維埃十大政綱》、《中華蘇維埃土地法》等等，此外還有《民謠集》、《紅軍歌曲》集……這些印刷品一方面滿足實用需求，另一方面在對廣大老百姓農民、對紅軍戰士、對敵方將士宣傳當面作用巨大。
除了紙質宣傳品，紅軍還在各種渠道張貼標語和廣告，紅軍總政治部發布命令：凡能寫字的，用木炭、用毛筆、用大字、用小字，在墻壁、在木板上，至少每天每人書寫一條，從連隊到軍團的干部以身作則，自己動手寫，寫滿整個宿營地”。這些簡潔明了的標語在長征途上播下了革命的種子。
重視宣傳、多元化宣傳是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必要因素之一。對現代企業管理而言，值得借鑒。企業宣傳、產品宣傳、品牌宣傳是每一個組織機構的管理者需極度重視的行為，是企業成功的重要推動力。
延安新聞紀念館-現代印刷業的搖籃
在延安，媒體尋訪團參觀了延安革命紀念館、延安新聞紀念館、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抗大）、棗園革命舊址等歷史古跡，徜徉其中，感受著革命時期前輩們的精神力量，給我們以啟迪和力量。尤其在延安新聞紀念館，延安時期蓬勃發展的印刷業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清涼山腳下的新聞紀念館，曾是新華社舊址，是中國新聞出版事業的搖籃
直到1935年，中央紅軍抵達延安，并做出以延安為中心建立陜甘寧邊區革命根據地的決定之后，中共中央著手大搞建設，推動農業、工業及相關產業的發展，印刷業作為當時宣傳、教育的基本要素，與新聞出版業共同發展，成為新中國新聞出版業的搖籃。
來到延安，我們參觀的第一站是位于清涼山南麓的延安新聞紀念館，它的原址是新華社舊址。展館內保留了一處石窟洞原貌，是中央印刷廠所在地。延安時期的中央印刷廠與瑞金蘇區的中央印刷廠不是一回事，延安時期的中央印刷廠前身是貨幣印刷所（ 亦稱印鈔所），所長賀子珍，1935年12月由中華蘇維埃西北辦事處財政部成立，主要任務是印刷布幣和銀幣。1936年7月，印刷所由瓦窯堡遷到保安后，從山西運回了紅軍東征時繳獲的一臺石印機和道林紙，改善了印刷條件，1937年1月，印刷所遷到延安，地址在清涼山，這就是延安中央印刷廠的形成。
中央印刷廠當時設立在清涼山的洞窟中，圖為中央印刷廠原貌
中央印刷廠當年在延安承擔了數十種報刊、數百種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及大量讀物和中小學課本的印刷工作。延安時期也是毛澤東同志理論思想形成的時期，他撰寫了大量的書刊，都是由中央印刷廠印刷完成。中央印刷廠為傳播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豐富人民群眾文化生活，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
清涼山萬佛洞，每個洞窟是一個部門，如編輯室、印刷室、裝訂室等。
從展覽中我們看出，延安時期的中央印刷廠的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都達到了當時的最高水平。中央印刷廠下設材料科、總務處、鉛印部、石印部、排字部、編輯部、刻字部、裁紙部、裝訂部、鑄字部。當時廠里機器設備簡陋，鉛印部機器共有5部，其中有4部為舊機器，主要印刷《紅色中華》《斗爭》《蘇區工人》等報刊和一些革命書籍及抗日傳單等。石印部主要印刷紙幣、米谷票、郵票以及重要的公文布告等。承印的《新中華報》《解放日報》《邊區群眾報》《解放周刊》《中國工人》《中國婦女》《中國青年》等報刊雜志，以及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和黨中央的各種文獻，共計上百種，在中央印刷廠完成印刷后，被發行到各根據地及全國各地。
延安新聞紀念館里展出的印刷機，當時長途跋涉把印刷機拆散搬運到根據地，然后再組裝，至今還有很多零件安裝不到位。
除了中央印刷廠，在西北根據地還有光華印刷廠、八路軍印刷廠（后來的留政印刷廠），有書刊印刷也有鈔票賬簿印刷，共同滿足根據地以及國統區的印刷品需求。在技術上，延安時期主要以鉛字印刷為主，幾家印刷廠相互比拼，激發印刷工人的熱情和斗志；不斷推動技術的進步，自行研發紙張（如馬蘭紙）、油墨和改造字架的設計，大大節約了成本、提升了效率，當時還提出五年生產統計計劃，從1941年-1945年間，印刷用紙量從2415令增加到5080令。即使用現在眼光看當時的企業經營和管理理念一點都不落后，甚至有現代企業借鑒的地方。
技術創新之馬蘭草造紙
抗戰初期，邊區印刷用紙全靠外地輸入，隨著印刷業的發展，加之國民黨的封鎖，印刷用紙成立邊區各印刷廠的最大苦難，延安自然科學院畢俊壽等研制成功用馬蘭草造紙，才解決了邊區用紙的困難。中央印刷廠派王元一參加了造紙研制工作。
技術創新之自制油墨
制作油墨的主要原料是宴會、松香和油。陜北松樹多，蓖麻資源也教豐富，松香和油不成問題，主要困難時解決煙灰問題，開始收集群眾的鍋底灰進行試制，造的油墨太粗、太淡、沙粒多。易糊版，字跡不清楚，后由蔡善卿師傅用延長油礦的油渣燒制油煙，請著名工程師沈鴻制造了一臺軋油墨機，終于全部解決了印刷油墨的問題。
技術創新之改革字架
1942年前，中央印刷廠用的排字架，是用部首來安排揀字的老式字架。這種字架的編排方式不適應當時所排書報內容的需要，影響了排字的速度和質量。排字部趙鶴、沈綏南、劉立夫等，對老式字架進行了改革，把通常使用的9000個漢字，分為“最常用字”、“常用字”、“備用字”和“部首字”四類，按詞匯或專用名詞，常用人名進行排列。使用這種字架，大大提高了揀字和還字的速度。
印刷工人在忙碌地工作
1944年10月，毛澤東在視察中央印刷廠時講到：
印刷廠的工作很重要，印刷廠生產精神食糧，辦好一個印刷廠，抵得上一個師。中央也發出指令：每一較大的根據地上，都應辦一個完整的印刷廠，已有印廠的要力求完善與擴充，要把一個印廠的建設看得比建設一萬甚至幾萬軍隊還重要。
可以看出，延安時期的紅色印刷業已達到一定的規模和水平，達到那一時期的頂峰，為革命的成功和獲取政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受戰爭革命的影響，這些印刷廠幾次轉移搬遷，但始終在技術上、人才上、管理經驗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成為新中國印刷事業的雛形。
延安時期，中央印刷廠還非常重視企業文化的建設，編排中央印刷廠廠歌，想象一下當時印刷工人唱著廠歌，大搞評比和生產建設的熱火朝天的情景。
是抗戰文化的心房，
我們的印刷廠。
努力啊，兄弟們，
加速轉動我們的機輪，
讓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聲音，
借著我們的印刷品，傳播到四方。
是抗戰文化的心房，
我們的印刷廠。
努力啊，兄弟們，
加速轉動我們的機輪，
讓中共救國建國的主張，
借著我們的印刷品，散布全中國。
努力啊，兄弟們！
我們要完成中華民族的解放，
要創造獨立幸福的新中華。
七八十年后的今天，印刷技術有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當時的油印、鉛印幾乎都已退出了歷史的舞臺，一次次的技術革命，已讓古老的印刷術進入數字化、網絡化時代，但對比當年的紅色印刷，我們更應該發揚艱苦奮斗、拼搏進取的延安精神，以客戶為中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打造“工匠”精神，讓新時代的印刷業再造輝煌。
媒體團成員在延安毛澤東舊居前合影，尋訪活動圓滿結束，陸長安副理事長（左四）參加，王立建（右四）親自擔負起本次活動的攝影工作。
歷時10天的重走長征路“追尋紅色印刷足跡”媒體尋訪活動最終給在延安落下帷幕，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協會副理事長陸長安先生來到延安參加閉幕儀式，陸理事長表示，這是印刷業界一次有責任感的大型公益活動，是印刷傳媒一次有使命感的聯合尋根采訪。王立建秘書長作為本次尋訪團的團長也表示，這是一次振奮人心的行業公益活動，也是一次非常富有創意的媒體聯合行動。
1947年期間，萬啟盈老先生任中央印刷廠廠長，是現代印刷業的奠基人之一，將一輩子的時間奉獻給印刷行業。最后讓我們懷著崇敬之情來重溫一下萬老那跌宕起伏的印刷人生！
文章來源：必勝印刷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