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美國《福布斯》雙周刊網站8月16日報道，在上海（1135美元）、北京（983美元）和深圳（938美元），中國人的月薪中位數已超過歐盟最新成員克羅地亞的水平。上海的工資中位數還超過了另兩個最晚加入歐元區的成員國——立陶宛（956美元）和拉脫維亞（1005美元）。
不過，似乎工資的提升只是一個數字概念，由于房租和房價的瘋漲，普通打工者并沒有感覺到自己更有錢了。特別是近年來原材料上漲、環保成本的提升，逼迫很多企業變著法子削減員工福利，很多打工者的日子卻越過越窮。
而近年來，隨著大批外企撤離中國，無數小散污企業被迫關停，樓市調控導致大片工地停工，很多打工者恐怕連這所謂的“高工資”都沒有了。
90年代縱容低工資害慘打工者，
損害出口，也破壞了環境
1990年代，很多進入中國的美、歐、日等外資企業給打工者的工資及福利待遇是相當優厚的。以深圳為例，美資當納利印刷、惠而浦電器、IBM、艾默生，日資愛普生、南太電子、理光、日立等企業的員工待遇非常之高，普工月工資在2000元以上，還有年終獎、節日補貼、社保等福利。在這些公司打工的員工，基本上一年工資就可在老家蓋一棟兩層小洋樓。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民營企業和臺資企業的大量涌入，中國制造業的生態被破壞。由于同文同種，這些企業深黯中國社會的潛規則，利用政府官員對員工工資福利待遇監管不嚴的漏洞，大肆壓榨員工，并通過低價競爭擠垮了注重人權，堅守法律的歐美日企業。
以包小編1999年短暫效力過的一家臺資電子玩具廠為例，工廠位于深圳寶安，90%產品出口美國，高峰時期雇傭員工8000人，每天出口70個貨柜，利潤極為豐厚。但這是一家典型的血汗工廠，員工日薪8元，加班2.5元/小時，實行一班制，工資押三個月。
由于訂單非常多，在5月到10月的生產旺季，車間員工日工作時間長達20小時，月加班時間基本上都在450個小時以上，扣除水電及其它費用，旺季時普工工資可拿1300元。管理人員每天工作至少12小時以上，沒有任何加班費，工資600左右。社保、節日補貼、年終獎更是聞所未聞。
管理人員14人一間宿舍，每層樓設一間四隔的沖涼房和一間四蹲的廁所，沖涼房男女混用。由于后勤員工極少，廁所大便經常堆一尺來高。沖涼房的遮擋門毀壞后無人修理，男女員工過著浴不敝體的沐浴生活。
從事絲印加工的分工廠由于大量使用天那水和溶劑型油墨，車間氣味極大，但沒有任何勞動保護措施。大量有毒化工污水直接排到水溝，政府監管形同虛設。由于長達五個月時間每天工作20小時，流水線上經常有員工暈倒，但凡有暈倒的員工，立即被掃地出廠。
到了10月份，工廠進入淡季，車間管理人員在臺干的授意下大量炒人，8000名員工一個月內炒掉6000人，沒有任何補償。留下來不到2000人仍然要從事長時間高強度的工作。員工對這家血汗工廠的投訴自然為數不少，但廠方經常能夠第一時間從當地勞動站拿到投訴信件，辨認字跡后立馬將投訴員工開除，工資也被以各種理由扣除。血汗工廠對打工者的壓榨，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而緊鄰的日資南太電子廠，員工最多工作10小時，每周休一天，月工資2000元左右，年底有兩個月的年終獎，員工宿舍如同三星級酒店，每年有旅游大巴拉全體員工到各處景點游玩。在這家廠員工眼里，墻那邊是天堂。一墻隔開了天堂和地獄，真是奇葩景觀。
由于越來越多的民企、臺資和港資企業以極低的人工成本進行低價競爭，少數待遇優厚的外資企業被迫通過OEM的方式將訂單外發給臺企或民企。還有一部分采取以華制華的策略，請港臺人士管理，或者直接賣給臺資或港資企業。一時間，血汗工廠泛濫中國。憑借對打工者的無恥壓榨，很多民企、臺企和港企賺得金山銀山，而打工者卻淪為悲慘的包身工。
10年代，“高工資”并未給員工帶來實質利好，
卻把民企、外資送上了不歸路！
進入2006年，習慣積谷防饑的國人已經有了微薄的積蓄，中國的內需市場已初具規模。面對嚴重污染的環境和日漸枯竭的資源，胡溫政府也意識到片面發展出口加工業是不可持續的。考慮到“中國制造”在整個產業鏈中獲利太少，中國政府下決心要向“中國創造”轉型。
然而，2008年突然來臨的金融危機打亂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節奏。海外訂單銳減導致大量出口型企業停產、倒閉，數百萬民工被迫離開沿海，形成民工返鄉潮。中國造紙行業的前五強企業股票大跌90%，龍頭企業玖龍、晨鳴拉響了破產倒閉的警報。占出口總額三分之一的紡織行業多數瀕臨破產，情況非常危殆。倉促之中，中央出臺了以拉動內需、增加投資為主導的4萬億救市政策。為了增加人民幣的購買力，中國政府小幅升值了人民幣匯率。此外，中央還開放了地方融資平臺，4萬億量化寬松演變成數十萬億大放水。
由于中央政府緊急推出的4萬億貨幣寬松政策多有闕漏且執行太過草率，這一波救市最終淪為了地方政府、地產商、國有企業的饕餮盛筵。普通百姓不得不為房價飛漲、通貨膨脹、國企和地方政府的巨額負債買單。百姓為數不多的積蓄全部拿來買水泥殼子，內需再次虛脫。而人民幣外升內貶極大地壓制了出口企業的競爭力，加速了出口企業的衰敗，外需不斷萎縮。
數十萬億覆水難收，狂印鈔票導致人民幣對內大幅貶值，出于維穩考量，政府只好不斷提升最低工資標準將通脹轉嫁給實體企業。而廣場舞大媽陣容的日益龐大也迫使地方政府增加對社保費用的征收。出口利潤銳減、用工成本大增，運營成本水漲船高，從2014年開始，各種民企倒閉潮和外資撤離潮開始席卷中國東南沿海地區。
然而，紙面上的高工資并未給廣大打工者帶來實質性的利好，3500的月薪的實際購買力甚至不如十五年前的500元。而越來越沉重的“住房、醫療、教育、養老”新四座大山卻將無數打工者壓得喘不過氣來。面對去產能和環境整治帶來的“失業潮"和沉重的“四座大山”，越來越多的家庭面臨崩解的大危機。
縱觀數十年來的政策變化，似乎永遠擺脫不了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宿命。但是除了一聲嘆息，又能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