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住建部和環保部聯合發布的全國黑臭水體整治監管平臺上，截至2018年1月30日，全國要求在2017年消除的黑臭水中，顯示“尚在治理中”的有789個，“方案制定中”的有190個，未完成率接近一半。

 

“三十年污染，國外花六十年治理，國內只花一兩年治理，這不合理，不現實，也不太可能。”

 

“控源截污”和“內源治理”是選擇其他技術類型的基礎與前提，但這八個字背后卻是硬骨頭。

 

第一次見到小龍河，史殿碩不太相信這是在北京。

 

一條簡陋的白色污水管穿越護欄，歪歪扭扭延伸到河水深處，渾濁的污水不斷從水下翻涌上來。不遠處的堤壩被層層垃圾占據，散發著惡臭，野草和浮萍在垃圾和污水夾縫中肆意生長……

 

小龍河是北京豐臺涼水河的支流，名字雖詩意，但在住建部和環保部聯合發布的全國黑臭水體整治監管平臺上，和全國其他2098處塘、湖、河一起被列為黑臭水體。

 

住建部和環保部聯合發布的全國黑臭水體整治監管平臺 可監督和查詢處理進展

 

作為長期關注河流的環保組織綠唐的理事長，2017年9月，史殿碩又去了小龍河，他發現水變清了，臭味也沒有了。

 

小龍河從黑臭水體的名單上“銷號”了。但全國的黑臭水治理狀況卻不容樂觀：據南方周末記者統計，在監管平臺上，截至2018年1月30日，全國要求在2017年消除的黑臭水中，顯示“尚在治理中”的有789個，“方案制定中”的有190個，未完成率接近一半。

 

參差不齊的成績單

 

2017年過去了，“大氣十條”的第一階段目標順利完成，黑臭水體成績單卻是一片紅。

 

“水十條”提出，省會城市、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應在2017年底前基本消除建成區黑臭水體，完成率達到90%。總體來看，監管平臺顯示，這些城市里有222條應完成治理的黑臭水體顯示“治理中”或“方案制定”，未完成比例超過1/3。

 

 

這是一張參差不齊的成績單。西寧、成都、昆明、合肥、烏魯木齊、沈陽、杭州已在2017年底完成所有建成區黑臭水體治理，率先拿到滿分；長春只完成了8%，這也被中央環保督察組察覺。2017年年底，向吉林省反饋的督察情況中就提到了“長春市建成區內有75處黑臭水體，截至督察時尚無一處完成整治”。

 

黑臭水體若要銷號，需要同時滿足硬指標和軟指標：不僅4項水質指標達到要求，還需要完成公眾滿意度超過90%、且有效數量超過100份的調查問卷。

 

黑不黑、臭不臭，民眾感觸最深。不只是小龍河，大柳樹溝、大羊坊溝……幾乎走遍了北京城大小黑臭水的史殿碩覺得，“設定強制目標還挺管用的”。這一年來，他發現北京的黑臭水體正在變少。

 

不過，監管平臺中的數據與地方政府的通報略有差異。

 

綜合“水十條”的幾項考核要求，按照地方完成治理、中央核查通過并銷號的標準，監管平臺的數據顯示全部達到要求的，只有浙江、貴州、青海、新疆、山東、四川、湖北、甘肅以及福建9個省區。

 

2018年1月29日，北京市水務局一位處長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說，北京市建成區內的57條均已完成治理，相關結果和工程驗收報告已報給住建部，等待核查。而系統顯示的61條，是因為包含了各區重復報送的4條界河。

 

廣州、上海、福州等城市均有類似情況，雖然系統中還有“治理中”的水體，地方政府已經通報實現了“2017年底本市基本消除黑臭水體”的工作目標。

 

圖片來源：東方網 | 上海政務

 

“很多是沒找對路子”

 

乍看之下，這張治理黑臭水的成績單似乎并不符合邏輯。

 

監管平臺中的消除率上，海南和吉林成為“難兄難弟”。

 

“很多是沒找對路子。”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盧少勇曾為海南的城市治理黑臭水提供決策參考，他認為，其背后實際上是各省相差甚遠的治水條件。黑臭水體成因復雜，需要針對各地、各河個案具體分析。

 

據監管平臺數據顯示，海口市21條水體僅有兩條完成治理

 

比如海南雖然自然條件較好，但近海是影響黑臭水的因素之一。“由于靠海地基軟，地下管網漏損嚴重，海水形成倒灌，會帶來城市水體鹽度和碎屑垃圾的增加，在后期恢復水體生物多樣性的生物處理系統中，高鹽度會破壞微生物的細胞膜和菌體酶，影響治理效果。”盧少勇說。

 

長春則是工業化和雨污合流日積月累造成的底子差。中國市政工程東北設計研究總院有限公司一位工程師透露，貫穿長春南北的伊通河水體污染嚴重，其中段已是劣V類水質，大量有機污染物在超百萬立方米的河道淤泥內沉積。

 

監管平臺上顯示的未完成黑臭治理的水體定位也證實了這一點，長春市逾期未完成治理的黑臭水中，37條位于南關區，伊通河的南半段大多在轄區內。督察組的報告也稱：長春市城鎮污水處理設施建設滯后，每天12.6萬噸生活污水直排伊通河；全市19個省級以上開發區仍有7個未配套建設集中式污水處理設施，每天約3萬噸污水排入伊通河、飲馬河。

 

據監管平臺發布的長春市黑臭水清單統計，長春市逾期未完成治理的黑臭水中，37條位于南關區

 

同屬一線城市，都舉辦過大型國際賽事，北京、上海的建成區黑臭水體治理已全部完工，監管平臺的顯示中，深圳卻將45處黑臭水體中的16處治理步伐“拖慢”到2018年甚至2020年完成。

 

據監管平臺發布的深圳市黑臭清單顯示，沙福河治理期限為2020-12-31

 

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能源與環境學部教授張錫輝認為，“由于奧運會前大量基礎設施資金的運動式推入，北京鋪設了完善的管網，具備當時創新的雨水再利用手段，污水處理覆蓋率更具優勢，現在還使用了更發達的膜技術。”

 

至于深圳，以原屬特區外的寶安區為例，特區外原本是算作農村，沒有配市政管網。近幾十年招商發展工業，城中村、工業園區早就建成了，亂挖管道亂排放的情況大量存在，大運會改造的也只是深圳灣河等特區內。“截污跟管網的完善程度有關系，等發現河流污染的時候，城中村、工業園區早就建成了，特區內外一體化，人口密度這么大，改造難度可以想象。”張錫輝說。

 

同為長三角的浙江和安徽，浙江被認定的6條黑臭水體已全部消除，安徽則有153條黑臭水體尚未銷號。一位安徽住建系統的人士回應，數目多與當初排查“家底”仔細不無關系。在上報的黑臭水體中，安徽省的數目為全國第二。

 

安徽顯然也在加大力度治理，2017年9月，因“水十條”考核不合格，宿州被環保廳流域環評限批。

 

成績單上的優等生是浙江，這歸功于啟動早。浙江在2014年就把“五水共治”納入浙江當年政府工作的總體要求，堅決消滅垃圾河，鐵腕整治黑河、臭河，同時進行了污水廠提標改造。

 

蘇州碩亞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經理陳徴就是被浙江省引入的第三方治理工程師，“水利、環保的官員都不坐辦公室，每天下去跑，有足夠時間排查每一個排污口，每個排污口進行編碼，只要出污水就要追責，追溯到上游。”陳徴回憶。

 

浙江還是全國最早推行民間河長制的地方。每天有成千上萬名民間河長在巡河，河長制也給了浙江最有效的公眾監督。2017年7月，浙江河長制作為國內首個省級地方性法規正式出臺。

 

三十年污染，花一兩年治理？

 

過去一年可能是陳徴從業以來最忙的一段時間，手上最多有四個項目同時進行。

 

黑臭水體治理屬于民生工程，最早可追溯到1980年代開始的上海蘇州河治理。類似浙江先行治理的情況也不多見，大多地方的黑臭水體治理都在“水十條”頒布后啟動。

 

“中央政府要求三五年完成，省級要求兩三年，再往下分配，基本只剩一年時間。”一位業內人士覺得這樣突擊治理太急了，“三十年污染，國外花六十年治理，國內只花一兩年治理，這不合理，不現實，也不太可能。”

 

事實上，最初的黑臭水體數量由各省市篩查，報給住建部、環保部，再由其航拍衛星照片補漏，最終確定的全國兩千多條黑臭水體，除國家硬性要求外，大多為地方自己制定的治理時間表。

 

2017年12月13日，施工人員對安徽省阜陽市東城河黑臭水體進行治理。 視覺中國│圖

 

“為了在短時間內看到成效，一些地方層層制定了黑臭限期治理時間表，并不現實。”環保部一位專家坦言，對治理污水的能力預估過高，這是導致病急亂投醫的根源所在。

 

時間表背后，則是治水公司們“搶錢的狂歡”。

 

“不管技術好壞，哪怕再分包出去，只要能拿到項目就行。”一位治水公司高管對南方周末記者形容，“甚至工業水、賣水泥、搞建筑的公司都來接單。”

 

好公司不夠用，最緊張的時期，不要說“一河一策”，“十河一策”都有可能，一個設計師要在兩周時間內匯報七八條河的治理方案，沒有時間充分調研每個水體的黑臭成因，另一位曾任職上海環保系統的人士透露。

 

陳徴公司就常接到來自其他承接黑臭水項目公司的委托訂單，2017年最后兩個月，光是為這些公司做的方案就有十份。

 

緊張的工期之下，市場被攪亂。也出現了心機重重的討價還價，上述高管對南方周末記者舉例：為提高中標率，一些公司聲稱可治理到III類水質，報價150萬并簽訂分階段付款協議：達到V類水可拿80%款項，達到IV、III類水再分別拿到余下兩個10%的款項。如此一來，到結算時，一個治理能力只能達到V類水的公司，就可以拿到80%，也就是120萬元，比直接報價100萬的V類水治理收益還多。

 

大部分公司優勢單一。而治理黑臭水體需要復合專業背景，不僅要有市政污水處理的經驗還要有水利和生態的知識。

 

 盧少勇觀察到，一些沒有治水經驗的設計院，或是不知名的小公司也參與其中，中標后如果偷工減料，難免影響治理效果。

 

為了應付政府檢查，撒藥劑清淤是急就章。一些絮凝劑含有硫酸銅，絮凝劑等藥劑倒進去，水很快就清澈了，但銅離子和絮凝劑中的其他化學物質會影響水生生物生存，破壞水生態，水體仍然沒有自凈能力，一段時間后水體又會渾濁或黑臭。西交利物浦大學環境科學系張一新博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用高壓水槍或泵清淤也是常用手段。“只做清淤會擾亂河底穩定性，第二年雨水將城區垃圾沖入河中，水更臟了。”張錫輝說。

 

為了趕工期，有的地方政府還逼迫治理方本末倒置，先把坡岸的植物種好，容易出效果的景觀面子工程先做起來。

 

前期治理方法錯誤，后期還要將腐蝕性藥劑打撈起來，陳徴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樣會使修復成本增加一倍。另一位業內專家稱，“類似欺上瞞下的局面在一些地方非常嚴重，讓錢打了水漂。”

 

截污維護，難啃的硬骨頭

 

黑臭水體怎么治，《城市黑臭水體整治工作指南》明確指出了基本技術路線：控源截污、內源治理；活水循環、清水補給。

 

這其中，“控源截污”和“內源治理”是選擇其他技術類型的基礎與前提，但這八個字背后卻是硬骨頭。

 

“黑臭水不像大氣污染治理，不能靠攻堅。北京、上海還能拿錢換水，中西部更多地方投入更少。”曾在上海市環保系統任職的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坦言，與大氣污染相比，水污染的治理更加復雜，花的錢也更多。

 

對上海而言，最大的困難來源于對占用河道的房屋進行改造甚至拆遷，“按照上海的房價最少五萬元/平米補貼，光拆遷一棟居民樓可能就耗費上億巨資。”

 

截污牽一發而動全身，“拆不起”是很多城市面臨的現實難題，上海也并非所有區都能拿出足夠的錢，在欠發達地區拆起來更難。

 

2017年7月26日，廣州舉行河涌違建專項整治現場觀摩會，聯合工作人員對違章建筑進行拆除。陳志剛 | 南方都市報 | 視覺中國

 

拆遷之難，陳徴深有體會。2016年10月，蘇州昆山區一處村落水系啟動黑臭治理，沿岸是密密麻麻的村民自建房，需要找地方安置污水預處理設備，陳徴決定從河中填一塊地。

 

泥土固化需要時間，等到第五天準備動工時，他們發現填的地被村民種滿了菜。“這是污水處理設備用地。”陳徴向村民解釋。“這是我們家的地。”村民堅持。無奈之下，陳徴自掏腰包，給了村民500元壓苗費，又花1000塊錢把那塊地買下來。

 

雖然全國啟動了“河長制”，但治水公司很難直接去找市長。陳徴就曾遇到一個項目，水利局積極推動，牽扯占地和截污納管做基建，該局沒有權限。“我們找不到其他單位協調，只能一家一家部門去找，環保公司自己去溝通太難了。”

 

“如果能在項目開始就有牽頭單位協調大家的需求，進展會快得多。”陳徴感嘆。據羊城晚報報道，廣州在2017年年底也已完成35條臭河涌整治主體工程。在流溪生態保護中心成員陸志堅看來，“高半級”的廣州市治水辦作用很大，可以協調統籌各個部門。

 

“今天治理好，也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么。”更讓陳徴痛心的是，曾有治理好的河流在一夜之間被工廠排放的污水染黑，也有村里應付政府檢查自行撈垃圾攪混了河水，又撒了大量生石灰，還有村民嫌統一污水管太細容易堵馬桶，一把敲掉了自己再建直排管。

 

“有的黑臭水治理結束，我們不敢撤。”眼下，陳徴他們正準備跟當地政府簽訂長期維護協議。與大江大河不同，黑臭水是百姓家門口的水，不可控因素太多。

 

史殿碩還會繼續走訪黑臭水體。“是不是完成治理就意味著水體變清？”前段時間，他從石家莊問到的答案是不一定。

 

這也正是黑臭水的主管部門擔心的。北京市水務局的一位處長坦言，北京水少人多污染多，雖然已經完成了建成區黑臭水體的治理工程，但雨污合流造成的汛期污水溢流入河問題還未得到根本解決，黑臭水如何真的變清不反彈，不繼續惡化，“2018年的任務一定很重”。

 

民間的參與被寄予厚望。陸志堅的手機里時不時蹦出廣州民間河長群的消息，“一百多人的群，幾乎每天都有人在舉報污染水體。” 　

 

（感謝張一新博士提供的幫助）